走上律師之路，對高涌誠監委來說，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父親是台北律師公會第一位拿到執業60年的資深律師，從小對於「律師界」的生態與環境並不陌生，也造就其得天獨厚之處。由於父執人脈既深且廣，日常往來皆為大律師，墊高了慣習視野，因此面對其他前輩時能毫無懼色或忌憚，相對跳脫出一般律師的養成歷程。
追求公平正義的心念
高涌誠監委表示，律師和醫師一樣，都是講求倫理輩分的專門職業，需要很長時間的學習與經驗累積，「但父親太資深了，跟在父親身旁學習，他教我的、他看過的，絕對比別人多。這樣的環境，讓我比較容易去挑戰一些事情，我的門檻相對比較低，這或許也是我投入公共事務，甚至後來轉到公職的一個原因。」
畢業於台大農學院，高涌誠監委在學生時期所接受的研究方法訓練，與法律系出身的律師有別，對於問題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。「在我們那一代，法律系傳授的法律知識，大部分是零碎的，學習過程中比較不會感受到背後的理論，要到法研所才開研究方法課程，十分可惜。我自己是退伍後才決定轉進法律領域，這樣的背景放在法律職涯中也比較特殊。」家境經濟無慮下，讓高涌誠監委對於理想的追求趨於單純，尤其對於公平正義特別敏感。他說，「到現在大家對司法滿意度還是不高，其中一個原因是法官自由心證的問題，真的初一十五會不一樣。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，不是應該很單純嗎？怎麼在實務操作上會不一樣？」
執業時，高涌誠監委在法院裡看到許多現象與問題，「許多受苦受難的人，在司法的汪洋大海裡浮沉，找不到邊際，就會去思考，為什麼會這樣？司法應該如何精進？怎麼樣才是公平正義？」想要推動改革的心念，油然而起。
結合眾力捍衛人權
高涌誠監委認為，改革如果只靠一己之力，勢單力薄難以成事，必須結合一群理念相同的人共同努力。因此在律師生涯中，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及推動，主要透過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與台北律師公會，同樣的理念也順勢延伸到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與冤案平反協會等社團。
「人權保障」，是高涌誠監委最重視的核心關懷，也是司法改革及公平正義的基礎，「民間司改會當然是以推動司法改革為主要目標，但是內容絕對不是只有司法改革，一定會觸及或連結到其他對於法律專業有需求的人權運動層面，包括勞工、環保、集會遊行等等面向，範圍相當寬廣。」
此外，各項人權議題都會有國際接軌的需求及倡議，使台灣的法治與制度都能達到國際人權標準，例如1992年國際人權界開始倡議「巴黎原則」，鼓勵各國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，對此民間司改會在國內積極推動方面，扮演著重要角色。
高涌誠監委在民國93∼95年間擔任民間司改會執行長，代表民間司改會與其他團體合作及議題連結，95年後則是參與台北律師公會擔任秘書長職務，「律師公會是一個職業團體，結合許多執業律師，除了兼顧律師的利益，也發揮律師應有的社會責任；民間司改會則是屬於運動議題，是一個公益團體，這兩個社團參與不僅相輔相成，更是合作愉快。」
催生國家人權委員會
擔任律師工作，除了盡心協助當事人處理法律事務之外，還有社團參與，高涌誠的生活算是自在愉快。直到第三次政黨輪替，由理念較為接近的政黨執政，他思考的是，「有些理想或許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去實踐，尤其是需要修法或立法而完成的制度，不趁此時，更待何時？」
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倡議，歷經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前總統的推動，終於將兩公約國內法化，陳水扁總統也在總統府成立國家人權諮詢委員會。高涌誠說，正式成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是諮詢委員的共識，但關鍵在於，究竟要設在總統府、行政院、監察院，或是作為獨立機關？根據專家評估，設在監察院的支持聲量最大，變動成本最小。
蔡英文總統上任後，補提名第5屆11位監察委員，高涌誠認為，「有機會的話，或許可以進到監察院瞭解實際運作，看看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適合在監察院設立，這是最初的動心起念。」當審薦小組啟動推薦機制，便以符合《監察院組織法》規定執行律師業務超過15年之資格提出自薦，獲得總統提名並經立法院同意。
第5屆監察院原本已有一份業經院會通過的《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》草案版本，規劃29位監察委員全數為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。高涌誠說，當參與越多、越了解之後，發現實務上不可行，對此監察院成立6人小組重新討論，他提出的論點是，「傳統監察權著重善治（GoodGovernance），監委可能熟悉政府部門運作，但對於人權（HumanRights）並不一定擅長，很難兼顧並關照台灣是否符合國際人權標準，因此分工會是更適當的模式。」
儘管監察院最後送出的版本仍為29位，所幸執政黨立委在黨政平台的決議是7+2+1的分工版，高涌誠監委解釋，總統提名時直接指定7名監委擔任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，加上院長共8名，另外2名則是每年輪換，「有人打趣說，這是A、B咖，人權跟國際接軌聽起來比較高尚，好像人權委員才是A咖，其他監委就比較劣等，事實上這是分工與效率的考量。最終立法院在109年12月10日三讀通過這個版本，跟我們的理想也比較靠近。」
確定將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後，高涌誠認為自己的階段任務已經完成，並不打算連任監委職務，準備回到民間擔任律師，因此審薦小組公告之後，沒有提出自薦或他薦，也婉拒台北律師公會的團體推薦，「後來總統直接用提名權把我加進來，理由很簡單也很難推卻，『你生的小孩，你不養嗎？』」高涌誠監委笑說，「所以我還要做售後服務，這是一個重責大任！」
衙門裡的不同視角
對於律師與監察委員的角色切換，高涌誠監委坦言，「到現在還是很不適應！監委超越黨派獨立行使職權，基本上沒有老闆，就連院長都跟我們一樣平起平坐。委員行使職權沒有限制，但是行政資源有限制，例如調查一個案子，我們認為有必要諮詢專家或進行鑑定，行政單位可能會說沒有經費。官僚體系有一個制度在，即使那個制度是不對的，但是溝通成本很高，面對這些繁文縟節，其實很消耗心力。」
高涌誠監委強調，對於官僚兩個字並沒有貶抑的意思，監察院及所有行政官僚後面的縝密思考，相對應的影響就會是效率。進到監察院以後，透過親身觀察與溝通，對於公部門文化、制度與限制，有著更多面向的理解，「以前在外部覺得，這不是很簡單嗎？進來以後，發現必須克服很多事情，後面還有很大的工程，實際上沒那麼簡單。」
擔任國家人權委員會副主委，肩負績效重任之外，在監委職權行使方面著重於司法獄政，高涌誠監委表示，「這部分確實不討喜，聽說許多人頗有微詞，監察院與司法院怎麼會弄得那麼僵？有同仁開玩笑說，我不用想回去當律師了，把法官得罪光，以後打的訴訟一定都敗訴，刑事案件可能都唯一死刑。」
從律師變成監委，高涌誠監委對於權力的看待更加慎重，「監委調查案件時相當於法官，一般是法官審判，但我們可以調查法官，法官要來這邊接受詢問；另外還有委員會巡查，幾乎所有國家機密都能接觸，也沒有什麼地方不能去。如何謹守分際、謹慎自制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！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