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任民間司改會常務董事及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董事黃旭田，長年致力推動民事訴訟事實審律師強制代理制度，他認為律師是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的專業溝通橋樑，國家應更加重視律師的專業貢獻與重要性，並期盼透過律師強制代理制度，有效解決人民的糾紛。

長期深耕於法治教育的律師黃旭田，擔任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期間，努力推動民事訴訟事實審律師強制代理制度，目前擔任民間司改會常務董事及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董事。對推動律師強制代理是否成功，他認為關鍵在於國家如何看待律師。民主法治國家的人民和國家都要守法，國家對於依法行政和律師的態度則是最大的關鍵。

發揮律師職能 政府態度是關鍵

黃旭田進一步舉例說明政府輕待律師的情況。曾有某政府機關擬請律師做法案的修改建議，但政府編列的預算低的令人咋舌，黃旭田直言，「23 個法規修改，每個預算新台幣300 元，這是律師專業被踐踏。」此外，政府涉訟是常態，但行政院曾一度發令函，要求各機關為自己政策辯護，在訴願程序不能聘請律師，這也是律師專業被踐踏，其影響所及是很多地方行政機關即使進入行政訴訟階段也不找律師，甚至中央機關被告也不聘請律師，因為行政機關的人員認為「律師沒什麼了不起」，從低階到高階的政府機關人員都不清楚律師可以幫上什麼忙。

傳統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律師，能否說服別人具有一定的跨領域專業，確實是挑戰！但，雖然不是每位律師都擁有很多專業，但也不會每個專業領域都找不到相對應的律師，黃旭田表示，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派不是法律系的人代理訴訟，踐踏法治莫此為甚。

《政府採購法》規定新台幣10 萬元以上的案件就需要比價，當政府仲裁或官司輸給民間時就怪罪律師，但代表公部門打官司的律師費用，卻只有對手民間公司的十分之一，甚至更少。政府只要便宜就好、不要超過預算的心態，自然找不到很好的律師，這些都是黃旭田長久執業所觀察到的現象。

事實上，律師不只可以協助解決紛爭，還可以勸當事人和解；政府不適合做的事，律師也可以協助判斷，透過這些和政府有關案件，受人敬重的律師還能夠進一步指明法規修正方向、決策判斷。因為律師提供的是外部視野，以客觀利益評估分析利弊得失，因此當事人願意聽，而這些都是律師能發揮的功能，可惜政府機關長期以往不理解也不友善。

扎根法治教育 提升人民法律素養

除了政府對於律師專業的輕待，人民對法治的不理解也是全面性的，不了解國家也要守法，對嫌疑人有「無罪推定原則」。黃旭田表示，過往學校沒有或只是很粗略地教導法治概念，但近十餘年來開始有很大的改變，最大改變來自前教育部長杜正勝，要求大學要考公民，當時社會對此還有點保留，質疑凡事都變成考試題目，但也因為考試，使得公民這門科目受到重視，最明顯的例子則是，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就是受近十年公民教育洗禮的一代。

當政府和民間有更多法治教育的薰陶，將使台灣更加往民主法治國家的方向前進。12 年國教強調素養，培育下一代具備法律素養，也是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，司法院現在把學校申請參觀法院，視為重要推廣業務，也改變過往法官的威嚴形象，增加了親民性。

守法不分藍綠，法律扮演的角色要更精準。曾有某直轄市副市長大罵法制首長，把法制人員當成製造困擾的單位，這顯示政府領導人的法律素養不足！從上到下都應該要進行法治的改造運動，黃旭田直言不諱地說，最近3 位5 任的總統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，3 位總統做了19 年，卻從未公開說過要建立台灣成為法治國家，更從未對社會大眾公開肯定過律師在每個角落保護人民的貢獻，對比中國大陸都注意到律師的重要性；據說其政府領導人和企業領導人，出國推銷一帶一路，還要企業領導人要帶律師同行。我國政府領導人的治國藍圖中卻沒有法律人的角色，看不到國政藍圖中，法律人要做什麼事。

法治教育不只是讓人民「知法」，且要讓人民「知什麼法」，了解合理是什麼、不合理是什麼。法律是門專業，很多時候並不是那麼容易懂，當國家朝向文明發展時，人和人的衝突要交由公正的司法第三者決定，才不會淪於私刑，而司法的審檢辯三角關係，則是要建立在律師的協助上。

強制律師代理 讓律師扮演積極角色

「司法解決人民紛爭，無法只靠法官解決，而是由律師一起協助，因此當然要有律師強制代理制度。」黃旭田認為，「不能因為部分不好的律師，讓多數的好律師沒有協助司法的機會。」透過律師強制代理制度，司法才能有效解決人民紛爭，當然，同時也要藉由修改《律師法》進一步強化律師該有的自律或他律。

對於有人質疑推動律師強制代理是律師在搶工作，黃旭田表示，對比金管會等政府機關常常幫會計師找工作，只要有會計師認證，就有公信力。然而，會計師是專業，律師也是專業，都可以協助治理國家，但政府並未依著平等原則走，需要會計師簽核的多如牛毛，但卻沒有需要律師簽核的。另外，會計師和建築師也多參與行政訴訟，但是，沒有律師的司法制度，不可能是美好的司法訴訟制度。單靠法官一人達到，是不可能的事，律師應該要扮演更多積極的角色。

黃旭田主張，大家對於淘汰和進修應該要有相當程度的共識，並在訴訟上讓律師扮演更積極的角色。人民之間是因為沒有辦法談才會進入法院解決，政府要跟人民說「律師是保護當事人」，若只讓法官一人窮忙是很辛苦的，律師強制代理制度是在幫忙解決問題，而不是撈錢。推動律師強制代理已討論很久了，現在的時間已成熟。

落實淘汰制度 有助國家司法改革

律師不好、法官不好、檢察官不好就應該被淘汰，但目前並未落實淘汰制度。黃旭田在司改國是會議總結會議總統在場時，曾發言主張應落實淘汰制度。法官有2,000多人，每年設定1％的低標淘汰法官，推動5 年後，後半段的法官都會提高到前半段，但包括司法院長許宗力等人都質疑，認為淘汰法官的前提，必須是法官做了很不好的行為。黃旭田認為，淘汰制度有助於國家司法的改革，且是立刻就可以做的事，觀念應該要改變。

律師強制代理 推動時機已成熟

目前日台韓中的律師人數均大量增加，韓國在2004 年時有第10,000 名律師，2012年已有第20,000 名律師；黃旭田剛出道時，台灣律師有一千多人，現在已有上萬名律師；中國大陸的律師則從改革開放的數千名增到今天數十萬名律師，法學教育也在這幾個國家蓬勃發展中，律師大量增加，強制代理的條件就成熟了。

刑事訴訟中，未全面規定強制辯護，因為法官有發現真實的義務，檢察官無論有利或不利均應注意，因此沒有辯護人也可以，日本在偵查中就還沒有辯護人，這一點台灣跑的比日本快，由於在王迎先命案中，王被警察刑求跳河，因此目前我國刑事訴訟部分案件要求律師強制代理，由辯護人和檢察官對抗。

民事訴訟則是由當事人自主進行，當事人懂事實，卻未必懂法律，政府討好民眾，強調不用花錢，所以允許當事人自主進行，但訴訟代理人和當事人不同，黃旭田認為，律師是基於特殊專業，能夠跟法官作溝通，當事人說來說去，法官也不願聽，因此，律師是當事人和法官之間的專業溝通橋樑。

儘管在早期曾有少數律師當不肖司法人員的白手套，或是有律師做了不該做的事而被懲戒，但最差勁的世代已經過去了。民事三審上訴已經有律師強制代理，被上訴則沒有強制代理；目前在修改《民事訴訟法》草案，二審強制代理，原告被告都要，朝野也沒有疑慮。而在二審續審案件，一審沒有主張，二審不能主張，這是《民事訴訟法》中的規定，法官可職權如此判斷，但考量到一審沒有找律師或二審換律師，台灣很少看到二審法官判決失敗個案，甚至一審未提出證據，也沒有究責律師，這些都是需要建立起配套。

黃旭田也強調，律師強制代理制度的配套措施要做好，例如建立責任保險，現在律師都沒有責任險，但公司獨立董事都有保險。目前台北律師公會有幫會員保責任險，50 萬元自付額，一件事故賠300 萬元，全公會會員一年最高理賠3,000 萬元，但這樣的保護顯然不夠。然而律師責任保險制度涉及《律師法》修改，需要律師界、法務部和司法院好好的溝通規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