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灣高等法院呂煜仁法官承辦案件以刑事案居多，他曾於荷蘭取得碩士學位，並擔任紐約大學亞美法中心訪問學者赴美進修，此次與我們分享對律師執業「利益衝突」的看法。他建議參考美國法，律師在善盡職業義務前提下，預先徵詢當事人書面同意，防範發生利衝情事。
利益衝突存在於所有類型案件，民、刑事、家事案件都有可能發生。審理逾千件案件的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呂煜仁表示，審理過程遇到的律師們大都相當注意避免利益衝突，國內因利衝問題而送懲戒的律師人數並不多。
律師應盡忠實與注意義務
呂煜仁法官指出，律師受委任時對當事人有應盡的受任人義務，包括「忠實義務」與「注意義務」。注意義務是指本身要盡其職能，提供充分的專業，並為客戶追求最佳利益；忠實義務主要就是要迴避利益衝突，不能為了自己或他人的利益，影響客戶權益。律師與客戶之間若無充分信任，而未能充分揭露資訊，便無法制定出最佳辯護策略。利衝的產生就在於，律師若同受或曾受兩造當事人委任，因而知道承辦案件當事人與案件有關資訊，於處理相關法律事務時，到底要為誰的最佳利益做選擇，便衍生利衝問題。一方面要追求A 客戶的最佳利益，一方面也有維護B客戶最佳利益義務，兩者產生衝突，就會造成律師無法照顧到客戶的最佳利益，對客戶來說也可能造成重大損害，此時就會涉及「有效律師協助」的需求問題。基於法官倫理規範，法官應保持公正、客觀、中立，避免對任何案件做出評論，因此，呂煜仁法官以赴美研習期間的見聞，分享對防範律師利益衝突的見解，常見可能發生利衝的情境如下：
情境一〉
A 律師擔任○ ○ 公司的法律顧問，在改選董事後，B 董事長遭解任，進而與○○公司產生訴訟，A 律師代表B 董事長進行訴訟，就會產生利衝問題。這類情形不只出現在企業，也可能發生在財團或社團法人、非法人團體等組織，例如祭祀公業與派下員間訴訟或其他法律行為，若律師曾受管理人委任，於管理人變動後發生訴訟，律師未意識到訴訟內容有無涉及整個組織，就可能產生利衝。
情境二〉
利益衝突若以客戶角度可從三個層面來看，一為律師與現在客戶之間的利衝；二是現在客戶與過去客戶之間的利衝，最後則是律師與現在客戶及第三人（將來或潛在客戶）的利衝。國外也曾見律師受○○公司委任後，得知負責人個人的財產狀況，後來負責人打離婚官司，他的配偶找上同位律師或同所律師進行訴訟，因涉及夫妻財產分配，也可能會有利衝問題。
情境三〉
若以時間觀察，利益衝突不只發生在訴訟前，有時在訴訟過程中也會產生。例如，律師或同所律師同時代理同一件刑事案件的兩名被告，原本並無利衝問題，但在過程中，其中一名被告接受檢察官認罪並擔任污點證人的提議，並同意指證另名被告，就可能構成利衝。遇到這種情況，較建議律師自行迴避，解除委任。就刑事案件而言，一方通常為檢察官，有迴避制度，較少見利益衝突，通常是被告律師或自訴代理人有利衝的可能性。刑事訴訟法第31 條第3 項規定，「⋯⋯被告有數人者，得指定一人辯護。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，不在此限。」這是關於指定辯護時法院應注意的利衝規定，但除此之外，呂煜仁法官指出，如果當事人意識到律師有利衝問題，並有提出，法官通常會建議律師自行處理並考慮是否解任。法院原則上不介入訴訟程序進行中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契約關係。
法院不主動查核律師利衝
除目前，國內法院並未針對防範律師利衝建立查核機制，僅有在律師因此受懲戒後，有公告通知制度，提醒法院有關於受懲戒律師執業限制。呂煜仁法官說，律師與客戶之間，會因委任關係形成，而存有所謂的「律師與客戶間祕密特權（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）」，也因此法官不會知悉律師與客戶之間的協議，更無從得知律師有無和對造見面接觸或提供資訊為何。除非明顯可從案件卷宗文件資料看出，但他審理十幾年來從未遇過。因此，利衝問題通常是要等到當事人有提出，此時法官可能會當庭宣布更改庭期，讓律師有時間處理利衝爭議，至於當事人是否要解任，則由當事人及律師自行決定。也就是說，法院如發現律師違反利衝，目前尚無法律依據，由法院當庭直接要求解任。
呂煜仁法官指出，律師和客戶屬於委任契約關係，法官並不會介入調查律師有無利衝，主要有賴於律師界自律機制。但將來若因利衝糾紛產生律師與客戶間訴訟，法院就須依法審理律師是否有未盡忠實義務的問題。此外，律師公會送律師懲戒委員會時，除學者專家外，法官也是委員，會與檢察官及律師代表共同裁決妥適的懲處。
呂煜仁法官以美國為例，有關律師倫理規範嚴格，律師事務所非常注意避免利衝，律師倫理課程有80％著重在利衝議題討論。尤其是大型事務所的客戶眾多，一不小心就可能「踩雷」，普遍都自行建置查核系統。對美國律師及事務所來說，客戶資料庫是執業必備工具，包括新客戶與過往承辦過的客戶名單都不能遺漏。
美國ABA 規範嚴格
台北律師公會民國109 年底曾舉辦「法律諮詢面面談」研討會，探討免費法律諮詢可能引發利衝爭議。呂煜仁法官強調，律師與客戶的關係形成，以及利益衝突的產生，和有無付費或有無正式委任並沒有關係，要看實際提供的資訊是什麼？如果是與案情有關的實質資訊，就有可能形成「律師與客戶間祕密特權」，進而要注意有無利衝情形。美國律師協會（American Bar Association,簡稱ABA）出版過《律師職業行為模範規則（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）》，其中Rule 1.18 及Rule 6.5， 針對免費法律服務、公益性質或義務辯護（Pro Bono and public service）等利衝問題有所規範，並區分不同情況而規範利衝情形。呂煜仁法官說明，美國律師界有「知情同意（Informed consent）」機制，原則上即告知當事人並取得書面同意，且評估接案內容不會造成當事人的損害及利衝潛在可能性，就可免除利衝及倫理規範的要求。但在某些情況下，縱有書面同意，還是無從豁免利衝規範，這是值得注意之處。
美國法還有更細膩的規範，就將來或潛在客戶而言，如果只做一般法律諮詢前置行為（提供律師資歷、聯絡方式等），客戶也只留基本資料，未涉及實質案情，並不構成利衝。至於非營利性組織或法院指定的免費法律服務，雖帶有公益性質，仍形成律師與客戶之間的特權關係，不因免費就免除利衝責任，但此時會減輕律師或同所律師對利衝認識的要求程度，且如果律師僅提供一般法律常識（如訴訟制度、流程等），而未涉及核心資訊，倫理規範的要求密度會較低。
事實上，律師倫理規範第30 條有類似美國「知情同意」的規定：「律師於告知受影響之委任人與前委任人並得其書面同意後，仍得受任之。」呂煜仁法官建議，國內律師界可參考美國作法，制定利衝同意書，作為律師提供法諮前的自保機制。但當事人在簽名前需不需要諮詢其他獨立律師，這在美國法制上也有討論，涉及事前概括免除律師責任與特定內容免除責任，因效果不一，不過利衝同意書的簽署，須建立在當事人知悉法律效果才能成立。
至於免費法律服務能否豁免利衝？呂煜仁法官說，律師提供免費法諮不單只是公益性質，有時是為了觸及潛在客戶，可能要依據免費法律服務目的性及實質內容而要有所區別。他建議提供免費法諮前，盡量先瞭解諮詢者身份，對律師來說相對安全，也能避免未來的當事人因利衝而究責。就他所知，在澳洲有建議最好建立諮詢者名單檔案。呂煜仁法官認為，逐步明確化「知情同意」機制的具體內涵，加上預先取得法諮對象名單，律師應可有效誤入「利衝」陷阱。
法官也有迴避利衝機制
不論是法官、檢察官及律師，倫理規範都極為重要，在法治發展蓬勃的國家，均有專門學程。呂煜仁法官說，各地方律師公會可扮演積極的角色，舉辦研討會及課程提供律師在職教育；因應律師法新制改制的全律會，也可針對利衝爭議修改相關規範，以符合執業實務需求。
事實上，有關於法官迴避制度，本質上也有部分屬於迴避利衝機制，刑事訴訟法第17、18 條規定，法官於該管案件涉及某些情形時，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執行職務。美國有時發生法官的配偶是律師，遇到該事務所承辦案件應否迴避的問題。呂煜仁法官說，美國討論後就法官或其他司法從業人員的迴避標準有所區分，認為法官人數相對律師或其他從事司法人員較少，替代較為困難，故傾向由律師或其他司法從業人員自行迴避。至於該律師任職的同所律師是否該迴避？則應視該律師在事務所內層級及擔任工作內容、內部討論情況，如果是合夥人層級，有開會聽取報告，並因該案件獲有收益，就算非實質經手案件，同所律師也有可能全部都要迴避，當事人須另尋他所律師。通常國內遇到這種狀況，分案時會盡量避免，或是法官看到配偶名字，也就會自行迴避。
「法官不可能與世隔絕，但與外界互動時應重視倫理規範，並隨時提醒檢視有無利衝情形。」呂煜仁法官總結，隨著刑事訴訟法制朝向當事人進行方向開展，律師扮演著更關鍵角色，除追求客戶最佳利益外，並有協助法院發現案情真實與訴訟進行，而具相當的社會責任，與法院要屬合作關係。律師倫理規範也具有重要功能，以避免逆選擇情況產生，因此律師界注意防範利益衝突，並更細緻化相關規定，是相當正確的方向。
